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会议指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年8月，《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在青少年体育领域改革的着力点。学术界持续跟进，阐述新时代体教融合的内涵理念（杨国庆 等，2020），分析体教融合的推进路径（柳鸣毅 等，2020b），指明《意见》贯彻落实方案（刘海元 等，2020），以及从体教融合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王登峰，2020a）、青少年体育赛事（钟秉枢，2020）、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刘波 等，2020）等视角研究体教融合的深化改革。

体教融合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意见》出台之前，2019年12月孙春兰主持召开“三大球”改革发展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理应探索一种不同于美国和德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即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由于青少年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短板，体教融合理念的提出成为必然，而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冲突，势必会给《意见》的实施带来困境，若不厘清体教融合的概念、价值、目标等本质问题，体教融合很有可能陷入理念与实践的冲突之中。为此，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从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的矛盾变化出发，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对青少年体育发展的诉求，对体教融合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体教融合的两大目标价值，进而提出三方面思考。体教融合作为新时代体育强国的重大议题，需要体育学界进行全面思考和深入探索，从而推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

1.1 体育发展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带来的新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基于这一论断，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矛盾随之发生变化。而审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体育事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调整、规划与设计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前提（辜德宏 等，2019）。只有认识这一战略前提，才能理解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的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时明确指出，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2021）。体育强国建设是为了解决我国体育发展的矛盾新变化，是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宏大工程。对此，国家连续出台高规格的政策文件布局体育强国建设，这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并不多见。国务院于2014年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央深改委相继于2015年、2020年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可以看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明确把体育产业（以全民健身为主体）、竞技体育（以足球运动为龙头）以及青少年体育（以体教融合为理念）三大领域作为重要方向。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矛盾变化反映在青少年体育方面，是体育强国建设下青少年体育发展与学校体育低质量徘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以学校体育政策为例，1990年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下文简称《条例》）已实施了30余年，至今还在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工作，《条例》中有很多内容已然不能满足当前学校体育工作的诉求。以实施效果来看，作为体教结合的产物，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30余年来，仍未能解决运动员注册、学训矛盾、校际竞赛关注度低等问题，高水平运动队仍处于低水平、低质量发展阶段。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新矛盾带来的新诉求，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需要以新思想为指导。

1.2 体育强国建设下青少年体育发展诉求　

体教融合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在青少年体育发展上的重大诉求。“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基所在，主要表现在青少年体育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支撑，是竞技体育的后备保障，是群众体育的雄厚基础，是学校体育的延伸拓展（平杰，2011）。可以说，青少年体育连接了体育强国建设的各领域。然而，当前在我国青少年体育体系不系统、不完善、不健全的情况之下，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沟通融合问题突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青少年体育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短板之一（钟秉枢 等，2018）。

长期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两驾马车来驱动。即体育部门以竞赛为杠杆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教育部门以学校体育为载体实现青少年健康发展。体育部门注重青少年竞技水平提升，教育部门注重青少年健康水平提升，两部门培养目标不一致，造成了我国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青少年体育发展上产生“体”“教”分离。对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针对青少年体育发展做了大量探索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成立了专门机构，来推动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完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探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多元途径。值得肯定的是，两部门在青少年体育的改革和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清华模式”“南体模式”等高等院校体教结合模式的形成、《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出台、学校体育校本课程的确立、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的推进、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推广普及等。但是应清晰认识到，我国在青少年体育改革与探索方面成功经验少、失败案例多，其根源是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在青少年体育实践过程中的诉求不同，无法形成合力。

从本质而言，体教融合就是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体）融合到国民教育体系（教）之中。新时代学校体育在体教融合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这主要体现为学校体育在促进青少年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中的全方位作用（王登峰，2020b）。也就是说，体育部门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教育部门的学校体育目标体系并不矛盾，学校体育只有以竞技赛事为杠杆，才能实现四位一体的教育目标体系，学校体育的“常赛”又能带动“勤练”，反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升竞技赛事水平，实现良性循环。因此，体教融合实则是把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青少年体育发展方面的诉求统一起来。从《意见》来看，最大的突破是把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价值目标进行融合，来回应体育强国建设对青少年体育发展的诉求，解决青少年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形成学校体育发展理念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深化体教融合，提升青少年体育，能够夯实《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基底。

我国体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体教结合”“教体结合”“教体融合”“体教融合”等不同表述，这些概念各有侧重，均指出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即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培养竞技体育人才过程中的目标和价值冲突。《意见》重点关注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内涵与发展路径，没有界定体教融合的概念，且《意见》出台之前就有“体教融合”的表述，加之“体”与“教”相互之间结合或融合的逻辑不对等，这一观点在学界得到一定认同。胡小明（2011）认为“体教结合”在学理性上是不成立的，体育本身就是教育。因此，如果不厘清体教融合的概念，不仅会对体教融合的认识和理解会有偏差，也会出现学理上的悖论。

2.1 体教结合和教体结合　

1）体教结合。为了克服体育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方面所突显的矛盾及障碍，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各级各类学校为载体、以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合作为实践方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并将此培养模式称为“体教结合”。可见，体教结合最初便是一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思路或模式，主要是解决当时体校体系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学习和训练、竞赛相互分离的问题。体教结合的实施困境在于学校部门与体育部门没有真正结合（苏丽敏 等，199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体教结合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延伸至行政管理、各级学校、竞技体育体制以及运动员个体四个层面，且各层面间相互联系与交叉融合构成了体教结合模式的具体内容（陈丛刊 等，2014）。截至2014年，我国有国家级、地市级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近12 000所，高水平运动试点高校为272所（吴建喜 等，2014），但并未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学训矛盾问题，而且在国际比赛中承担争金夺银任务的运动员大多仍为体育部门所培养。针对这一情况，许多研究认为体制性障碍是“体教结合”未能取得较好成效的根本原因。

2）教体结合。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如何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多元化引发了体育界的思考，关于教体结合表述日见增多。“教体结合”是在“体教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融合了“学校运动队”“社会力量办学”等多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所提出的（杨桦，2006）。“体教结合”和“教体结合”的区别并非同一概念的不同词序，两个概念的内涵有着实质性差异。首先，主体地位的改变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担负着学生的综合、全面及可持续发展；其次，强调了体育作为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后，试图探索更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背景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阳艺武 等，2009）。教体结合以突破体教结合难以调和的体制性问题为目的，反映了让体育回归教育的理念，突出了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性，不过依旧难以从根源上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学训矛盾。

2.2 体教融合　

近些年来，青少年健康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阐释体教融合的概念应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意见》出台前学术界对体教融合的讨论；二是相关政策文本的释义；三是国际视野的考量。

1）《意见》出台前的体教融合。我国体育学界在2013年前后提出了“体教融合”这一说法。体教融合可以初步理解为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竞技体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融合体育与教育两个系统的资源，使之相互渗透，提高效能，形成合力，共同培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翟丰 等，2013）。另有学者认为，体教融合是指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体系融入教育培养体系，将竞技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以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它建立在体教结合的基础之上，是对体教结合内涵的深层次发展及外延的完善补充（吴建喜 等，2014）。虽然这一时期的体教融合指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但其逻辑出发点仍放置于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两者融合，实际上是体教结合的“升级版”。

2）政策文本的释义。随着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推进、融合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运用，以及全社会对青少年健康的重视，体教融合成为青少年体育相关的政策文本、全国人大代表提案中的常见表述。《意见》中提出深化体教融合，解决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痛点，即学校体育低质量发展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萎缩问题，进而把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统一起来。学术界以政策为导向，对体教融合的概念、内涵、实施途径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体教融合是指通过挖掘体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及其全面教育的促进作用，从而在不同类型和层级的学校及其高水平运动队、各级各类体校和社会体育组织等多元化主体中，兼顾青少年文化教育和运动训练的全领域、全方位、全视角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机制和青少年健康发展治理机制（柳鸣毅 等，2020c）。

3）国际视野的考量。对体教融合概念的理解应放置在国际视野中。世界各体育强国都面临着运动员尤其是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和训练、竞赛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各国根据自身需求采取了相应的“体教结合”或“体教融合”措施。如欧洲议会于2003年通过了《体教结合：对欧盟成员国运动员的支持》（Combining Sports and Education：Support for Athletes in the EU Member States），指出欧盟各成员国要特别保护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受教育的权利（European Parliament，2003）。

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体教融合”以“dual career”来表达，即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竞技与教育或职业相融合的形态。这一说法源于2007年颁布的《欧盟体育白皮书》（White Paper on Sports），在取代先前“combining sports and education”的同时，也统一了各成员国对“体教融合”的认识，各国也相继从“dual career”引申出本国语言表达形式。例如，德国奥委会携手大学生体育协会促进“体教融合”（duale karriere），重点关注精英运动员学业、竞技和就业融合；法语系国家的研究者以及政策文本使用“double carrière”，西班牙语系国家使用“doble carrera”；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方文件中以“デュアルキャリア”（即“dual career”的英文）来表述“体教融合”，对运动员学业和就业形成支援（文部科学省，2012）。欧盟之所以用“dual career”取代“combining sports and education”，是为了在表达上把体育和教育融为一体，真正体现出体教融合。从内涵来看，“dual career”等同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教融合。我国有学者把“dual career”翻译为“双重生涯”或“双重职业”（丁励翼 等，2009），在翻译上并无错误，但对“dual career”的理解而言是有失偏颇的。我国体育学界进行体教融合研究时，需明确国际学术界对“体教融合”的表述，在搭建学术沟通交流的共同话语体系的同时彰显文化自信。

基于上述分析，体教融合是新时代背景下，基于国家治理体系融合观以及我国体育深化改革的需求所提出的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大议题，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出发，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诉求。

体教融合的概念建立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诉求基础之上，《意见》明确了体教融合的内涵与实施路径，但若不厘清新时代体教融合的价值取向，不利于《意见》的推进实施。对此，从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新时代体教融合有两大价值。

3.1 实现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学校体育关乎青少年健康成长，而青少年健康是民族发展和强盛的一大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便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学校体育发展思路。随后，学校体育引入苏联体育制度，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实施《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以下简称“劳卫制”），目的是“增进劳动人民的健康，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全面的发展，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各项工作”（陈莫，1956）。劳卫制首先在学校系统内推行，对中国的学校体育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孙葆丽，2002）。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确立后，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新型人才和劳动者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1957）在这一教育方针指导下，学校体育注重学生的身体健康。1964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取代劳卫制，不过内容和标准与1958年颁行的劳卫制基本相同；1974年又改名为《国家体育锻炼试行条例》。“文革”期间，学校体育工作受到冲击，各种规章制度遭受破坏。为恢复学校体育工作，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翌年，根据扬州会议精神，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贯彻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精神的联合通知》，指出“我们的学校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能否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是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关系到中华民族强弱盛衰的大问题”。1990年《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颁行后，学校体育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抓手，学校体育内涵不断深化。199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21世纪初期，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在课程改革、学生体质健康、场地设施、阳光体育运动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学校体育工作更加重视，提出了体育纳入中考策略、校园足球发展战略、“健康中国”融合学校体育策略等。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学校体育提出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和四位一体的教育目标。学校体育已经全方位、多角度地融入教育改革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改革力度空前（许弘 等，2019）。

肯定成绩的同时，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仍处于“低质量”阶段，甚至出现了各级各部门对学校体育工作重视愈发增强，但学校体育发展却止步不前的矛盾。“健康第一”是学校体育的根本理念，但学校体育缺乏有效手段来实现“健康第一”。从学生体质健康的数据来看，2017年江苏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学生体质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十二五”时期，除学生的近视率稍有下降外，学生的速度、耐力、力量、下肢爆发力、柔韧等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下滑，学生肥胖率和超重率的比重也略有增高，分别增加了1.0%和0.7%（江苏省教育厅，2018）。201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表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仍然存在“学生肥胖比例较高、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的问题（教育部，2018）。从青少年身体素质来看，近些年来，征兵过程中高比例的身体素质不达标、军训或学校日常体育活动中晕倒甚至猝死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不仅映射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孱弱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所隐含的危机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张磊 等，2014）。

从学校对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来看，体育课一直以来并未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占据主要位置，“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观”（刘斌 等，2019）。一方面，虽然一些地区已经把体育纳入中考，但是在青少年体育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高中阶段，由于高考等升学考试没有体育科目，从学校管理者、教师到学生家长对体育课的重视程度都不足，为了升学考试的科目而牺牲体育课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学校体育的师资不足，也成为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阻碍之一。由于缺乏系统的体育教育，学生自身对体育的认识程度也不足，大部分学生在接受了12年的中小学体育教育后，仍不能熟练掌握某一项运动技能。对于学校体育来说，体育课如果不能与现行的教育体系形成有机结合，学校体育便达不到预期效果，学生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难以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体育与教育融合也将成为空谈。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习近平，2020）。体教融合既是实现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更是一套推动深化改革的实施方案。王登峰（2020b）指出，基于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目标和学校体育的价值定位，学校体育应进行体育竞赛模式、师资聘用模式、考核评价模式以及体育教学模式四个方向的改革。纵观《意见》八个部分内容，几乎都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部署。《意见》第一部分就是“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其余部分中的竞赛制度、传统项目学校、高水平运动队、体育教师等内容均属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孙科 等，2021）。可以说，体教融合是新时代学校体育的工作思路和目标导向，契合了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诉求。

3.2 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引入苏联体育经验，既是一条速成之路，也是当时国际形势下的最优选择。在苏联体育模式下，新中国初步建构了体育体系（毕世明，1992）。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1954年指出，“四年来，我们国家，能够在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方面，学校体育教育方面，运动技术的提高等方面获得一些成就，都是和学习苏联分不开的”（贺龙，1954）。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在各级行政区建立体育学校，从根源上解决了优秀运动员的来源问题，青少年体育学校成为国家优秀运动员的主要人才资源培养和储备基地（伍绍祖，1999）。虽然业余体校挂以“业余”名义，但多数业余体校实行集中学习、集中训练、集中食宿制度，实际上成为一种专门化学校，加上在1952—1954年的院系调整运动中成立了六所体育院校，基本形成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校-体院”模式。这一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从“普及与提高”向“在普及基础上进行提高”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队-省市专业队-体校”三级训练网的形成，国家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进行调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侧重抓提高”。优秀运动队集中培养运动员，只设立于国家或省、市、自治区两级，体育学院的运动员不在两级之列，失去了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权责。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竞技体育适度超前的发展思路，成为1980年代中国体育改革的基本任务和改革思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熊晓正 等，2008）。我国运动健儿在1984洛杉矶奥运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女排五连冠引发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是这一时期竞技体育事业辉煌成就的缩影，验证了体育改革的阶段性成功。1995年国家体委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奠定了中国竞技体育1990年以来的发展基调，通过奥运备战策略推动竞技体育发展，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契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在2004—2016年进入了高峰期，尤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为代表，标志着我国体育大国地位的确立。进入新时代后，体育强国建设对竞技体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如以足球运动为龙头全面振兴三大球，以冬奥会为契机全面提升冰雪运动竞技水平等。校园足球的普及以及《“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的落实，实则把竞技体育发展回归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一指导方针上来，即把竞技体育的发展放在全民健身基础之上来进行。

在肯定我国竞技体育成就的同时，应清醒认识到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自2008年奥运会后，体育管理者认识到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应试教育环境下青少年体质的整体下降与竞技体育对后备人才身体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的矛盾愈发突出，深刻认识到后备人才培养的创新必须建立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进一步增强（阳艺武 等，2015）。国家体育总局近十几年来不断进行政策调整，如2010年成立了青少年体育司，以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和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并提出了初步建成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适应社会发展、充满活力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总体目标（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2011）；《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创建国家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300个，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6 000个，建成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5 000所以上，国家级传统校达到500所，鼓励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向青少年免费或优惠开放（国家体育总局，2016）。但是，在奥运争光计划的主导下，资源和政策向奥运备战的倾斜，使得政策理念在实施层面上大打折扣。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思路，从事竞技体育的青少年将会越来越少。以三大球后备人才为例，通过对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访谈得知，2021年11月，足球、篮球、排球的青少年注册运动员仅2万余名。校园足球推行几年来，各大学通过增设、换项建设高水平足球队来打通足球人才培养的通道，一些优秀的足球后备人才得以进入大学系统。然而，由于大学赛事水平普遍偏低，校园足球文化短时间难以形成，赛事关注度低，裁判员与高水平教练员匮乏，配套训练设施严重不足，实际上终结了运动员的足球竞技生涯。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保障我国竞技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国家队-省市专业队-体校”这一三级训练网来实现。体校，是我国早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十二五”期间的数据显示，省、市、区等各级体校平均每年向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近4 000人，占新增人数的90%以上（国家体育总局，2011a）。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三级训练网虽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突出、夺冠效应提高（柳鸣毅 等，2020a），但在竞技体育精英化发展的背景下，基层体校的选材范围狭窄、在训规模萎缩，特别是文化教育薄弱所导致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学训矛盾不断突显（杨国庆 等，2018）。因而，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全面下降，不仅引发了基层体校自身的生存危机（郭建军，2014），也让实行多年的三级训练网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运动员学习与训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重。

近20年来，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问题受到了社会关注。尽管存在着资金补助、就学安置等方式，但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运动员退役安置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在运动员文化教育上的短板（马德浩，2016）。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受“金牌至上”观念的驱使以及社会环境氛围的影响，从教练员到行政管理人员，均更关注运动员的竞技成绩。对于运动员而言，入选更高级别的队伍、免试入学，甚至是退役后的工作保障，都与其竞技成绩密切相关。由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利益相关者都过分单一重视运动员竞技成绩的发展，忽视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随着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不断受到社会关注，进一步打消了家长对于子女从事竞技体育的意愿，加剧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缩减的问题。

对此，《意见》提出了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问题的当下和未来思路，即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及深化体校改革，从而回应了“三大球”改革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在现实需求层面探索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多元途径，在理论需求层面指引了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理论的形成。

体教融合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体育和教育领域改革的一项重大的决策部署，是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改革事项，是教育和体育两个战线的重大政治任务（李爱群 等，2020）。《意见》出台一年多以来，学术界积极跟进，成果丰硕，如从解读《意见》入手提出实施路径（柳鸣毅 等，2020b），以“一体化”推进体教融合的实施策略（杨国庆 等，2020）等。截至目前，体教融合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尚未启动，《意见》中的一些突破性改革，如赛事体系，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纳入国家队，省、市、自治区队建设等面临体制性障碍。可以预见，由于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诉求不同，《意见》的实施会受到不少掣肘。为应对体教融合实施过程中的挑战，提出以下三点思考。

4.1 体教融合需形成中国特色　

体教融合是体育强国建设的诉求之一。我国在青少年体育发展上的困境，需要体教融合来解决，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体教融合应与我国当前体育强国建设需求相适应，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青少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青少年体育事业中形成中国特色之路。

首先，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青少年体育管理工作上的重合既是中国特色，也是体教融合能否实施的关键所在。《意见》中指明了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未来工作要求，不过在实施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一些价值冲突。一方面，体育学术界应依据国家发展需求，群策群力、献计献言，对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理论进行持续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紧紧扣住新时代体育强国这一宏大命题，依托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来持续推动竞技体育的深化改革，落实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推进。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探索体教融合的多元培养途径，形成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进而扩充后备人才数量，在此基础上提升质量。在学校体育上，通过深化体教融合，打开学校体育工作新局面，以校园足球为契机，在教会、勤练、常赛的发展思路下，践行“四位一体”目标体系的学校体育观，推动学校体育走向高质量发展。

其次，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体教融合的中国特色。通过体教融合，推动学校体育走向高质量发展，形成培养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特色之路。以校园足球为例，王登峰（2019）在“发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题报告和2019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活动有关情况”的会议上指出，校园足球过去这五年形成的经验，就是一要教会，二要勤练，三要常赛；下一步，整个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就要围绕着教会运动技能、经常性训练和全员参与的体育竞赛，这是以校园足球为排头兵的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校园足球总结的“教会、勤练、常赛”便是体教融合推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手段。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学校体育课程实施“大—中—小”一体化教学，保证体育课程教学的层次性与衔接性。从勤练的角度来看，完善体育中考，如分差、达标性、选拔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把“体育进高考”提上研究日程，将体育锻炼纳入学生的整体评价体系。从常赛的角度来看，竞赛要成为学校体育的核心，建构学校体育竞赛体系分级制度。要做到“教会、勤练、常赛”与中（高）考体育、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等挂钩，激发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家庭以及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有效培养青少年终身体育锻炼意识，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对学校体育发展而言，体教融合是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人，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体教融合把竞技体育纳入学校体育，以竞赛为中心，来实现“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和“四位一体”的教育目标，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学校体育走向高质量发展。

4.2 体教融合需借鉴国外经验　

“中国特色”不是“中国独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体育强国都会重视青少年体育发展，大都把学校体育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平台，形成了具有“体教融合”形态的实施路径。美国、欧盟各成员国以及日本等体育强国都在依据本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际需求探索“体教融合”。我国在体教融合推行过程中，可以借鉴吸收国外经验。

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以赛事为中心，培养了大批高水平学生运动员，成为北美各职业体育联盟的人才库和美国奥运会代表团的主力军。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奥运代表团共有613名参赛运动员，其中75%的参赛运动员来自大学（包括在读、毕业以及即将入学）（United States Olympic & Paralympic Committee，2021）。与此同时，大量的大学赛事带动了球迷、社会组织、体育产业、体育管理、科学研究、校园文化等多方位的提升。即便如此，由于NCAA近些年来的招生丑闻事件，美国体育学界多关注学生运动员学业与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问题，如有研究指出学生运动员高中时期的平均学分绩点（GPA）是其学业成功的最佳预测因素，大学第一年的GPA能够准确预测学生运动员的保留率（Brecht et al.，2019），探讨体育顾问与学校顾问如何合作以确保学生运动员取得学业成功（Rubin et al.，2020）等。这些研究对我国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面有借鉴意义。欧盟近十余年来在运动员培养上从体教结合（combining sports and education）转向体教融合（dual career），关注学生运动员尤其是精英级运动员的全面成长，缓解其训练与学习、就业之间的矛盾。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资助措施，如2009—2013年连续出台了有关运动员培养的各种政策，再如通过设立“伊拉斯谟＋”（Erasmus ＋）计划对青少年体育、教育等领域的科研合作、人员流动进行研究资助，体教融合是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以脱欧前的英国为例，在欧盟体教融合政策引导下，英国推出“杰出运动员奖学金计划”（The Talented Athlete Scholarship Scheme）和“登上领奖台计划”（World Class Performance Programme）。在2008年至今的四届奥运会中，英国代表团在奖牌榜上稳居前四，这与上述措施密不可分。日本于2010年首次提出将“体育立国”作为国策。随着东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青少年体育成为日本体育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2017年，日本提出振兴大学竞技体育的一揽子计划，其中一大内容就是运动员的体教融合（デュアルキャリア）（文部科学省，2017）。对于大学生运动员来说，大学阶段是竞技能力水平提高、学业专业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也是培养社会立足能力、健全人格的关键时期。因此，大学不仅要考虑到大学生运动员学业、竞技两方面能力的提升，还要兼顾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可以看出，于青少年体育而言，世界各体育强国大都有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且学术界积极跟进，以建立统一认识、深入分析问题和推动政策实施。各体育强国多聚焦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体教融合”（dual career），对此，我国体育学界在追踪世界各体育强国有关青少年体育领域的研究动态时，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吸收有益经验，从而推动体教融合的实施。

4.3 体教融合需顶层设计使政策落地　

体教融合作为体育深化改革的方向之一，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从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特色体教融合既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也有学校体育改革，这是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体制的结构化问题所致。首先，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竞技人才培养目标与价值上对立，虽然国家发布了大量政策来指导青少年体育发展，然而两部门“各自为政”，对政策解读不一，导致落实不够理想，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在体教结合探索时期，“清华模式”与“南体模式”反映出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不同思路，两者在运动员选材、招生、教育、训练、后勤保障、择业安排等各个方面明显不同。其次，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人才培养上的很多资源不能有效共享。体育部门主导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因教育不完整影响了运动员的就业出路，学校体育因竞赛体系不完善（教练员缺失、训练不系统等）难以实现“勤练”和“常赛”，也难以实现“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两大目标。再次，负责青少年体育的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职能重叠。如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的主要职能为指导大中小学体育、卫生与健康教育、艺术教育、国防教育工作；拟订相关政策和教育教学指导性文件；规划、指导相关专业的教材建设以及师资培养、培训工作；协调大中学生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和艺术交流活动（教育部，2021）。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列举了10项主要职责，其中包括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拟订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有关政策、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草案；指导和监督学生体育健康标准的实施和学生体质监测（国家体育总局，2011b）。两部门在一些职能上相互重合，这不利于政策的推进实施。

2020年10月，在《意见》出台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学校体育工作意见》），从文件颁布机构来看，《学校体育工作意见》规格更高，不过，由于《意见》经中央深改委讨论通过，实施力度会更大。从内容和实施主体来看，《学校体育工作意见》更多聚焦在教育部门，体教融合仅是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意见》是新时代体育强国深化改革的一大路径，可以预见，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协调好两大部门，甚至是某一部门内部的利益博弈，需要顶层设计全面操盘，促使政策落地。一方面，通过体育体制改革来统一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人才培养目标，促使两部门形成合力。教育部门要注重竞技体育的开展，如持续推进校园足球联赛、校园篮球联赛进程，培育校园足球、篮球文化等。体育部门要把训练资源分享给教育部门，如教练员、训练设施、保障措施等。同时，实现政策统一的途径则需建立沟通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发挥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打破目前两大部门的体制壁垒，统一协调青少年体育发展。也可以通过试点的方式来推进体教融合，例如，为扩充三大球后备人才，成立“三大球中心/协会”，统一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价值取向，在推动体教融合实施的同时实现三大球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将建设体育强国写入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深化体教融合关注青少年健康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2019年9月，习近平在甘肃省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时提出，体育运动要从娃娃抓起，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新华社，2019）。因此，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而青少年体育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关乎体育强国的建设，也关乎国家的繁荣昌盛。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意见》，再次聚焦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这表明体教融合是新时代体育强国的重大命题，是推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青少年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体育学界而言，需对体教融合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吸纳世界体育强国关于体教融合的研究成果，在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理论的同时，推动体教融合在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中落地。